皇帝作出的对于西南平叛事务的决定，并让宫内和锦衣卫同内阁选派人员一起前往西南调查贩卖平民为奴案的意见，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之后，除了张瑞图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其他人并没有进行坚决的反对。
讨论完了这一急务之外，黄立极就代表内阁向崇祯汇报了，讨论了大半年后终于定下来的督抚分区调整方案。
10个总督区，29个巡抚区，取代了原先管辖地域混杂的督抚辖区。此外，39名封疆之臣和中央六部、内阁44名侍郎以上的大员，一起组建了国务委员大会，取代了此前内阁和六部高官议事的非正式会议。
如此一来，中央和地方到省一级的体制，总算理出了一个头绪来。原先决定国家大事的正式场所，也从朝会转向了国务委员大会。内阁依然领导着整个大明官僚体系，但是国务委员大会却成了这个体系的另一个头领。
从方案的表面上看，国务委员大会的成立，加强了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权，内阁对于大明官僚体系的领导权力。但是，从实际上看，国务委员大会同样具有限制内阁权力无限扩大化的功能。而位于国务委员大会和内阁之上的皇帝，同样加强了对于整个官僚体系的控制能力。
虽然内阁的不少成员同样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出于对加强内阁权力的诱惑，这份方案终究还是在内阁全数通过了。
朱由检听完了黄立极的汇报之后，只是沉默了片刻，便点头说道：“这份方案总体上把握的还是不错的，也许在细节方面有那么一些瑕疵，但是朕以为可以先颁布下去，在方案推行的过程中，对不合适的部分进行调整，也就可以了。
不过国务委员大会组建之后，各地督抚的权力也就有了不小的提升，一旦这个位置坐上了庸碌无能之辈，对于目前的改革来说就是一个灾难。
所以朕希望内阁能够趁着今年吏部京察的机会，对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行严格的考察。对于才不称位，道德败坏的官员，一定要调离督抚的位置。
今后对于督抚一级的官员任命，不能再以资历作为决定条件，政绩和能力要作为第一要素。另外，关于督抚的任命和撤换，必须要经过内阁全员的讨论和朕的批准，不管是朕也好还是内阁也罢，都不要擅自决断。”
黄立极、郭允厚等内阁大臣，立刻出声表示了对于皇帝这个表态的支持。毕竟人事任命的权力本就是属于皇帝的，内阁和其他文官最多也就是推荐几个候选人而已。
不过对于崇祯来说，死死抓住人事任命的权力其实没有多大作用，这些文官们过去百多年来一直想方设法同皇权做斗争，想要把人事任命的权力夺过去。因此文官们天才的发明了廷推的方式。
所谓公推二或三人，由皇帝取决任用，表面上看是选贤荐能，以为国用的善政。但是因为文官们没有直接任命某人的权力，因此在公推之时自然不会撕破脸，皇帝若是不任用，推举的力气就算是白费了。
因此很快公推就成了论资排辈，一团和气的举荐方式。只要官员的资历到了，某个地方有缺就能推你上去，至于这个官员适不适合这个出缺的官职，基本上没人会在意。
而对于皇帝来说，能够掌握几十名官员的才能和经历，已经算是相当出色了。想要了解每次被推荐上来的官员是不是适合出缺的人员，实在是一件相当繁琐和麻烦的事情。毕竟大明的吏部不是后世的组织部，对于每个官员的过往经历并没有记录的这么详尽，甚至于你都不知道记录者究竟有没有核实过自己的记录是否是真实的。
考虑到这一点，崇祯想要让内阁对人事讨论负起责任来，自然就要给予他们一定的权限，因此适当的放出一些人事讨论的权力，也就是不可避免之事了。
对于同僚们的反应，张瑞图并没有多大的认同，随着黄立极坐稳了首辅之位后，扩大后的内阁很快就形成了以黄立极、徐光启、郭允厚为首的格局。
作为原本内阁的二号人物，张瑞图一下跌落到了三人之后，几乎和施鳯来等人的地位相仿。这种地位上的落差，自然是让他难以认同这场改革的。
首辅负责制，更是基本切断了其他阁臣同皇帝的联系。就这点上来看，张瑞图认为这样的改革只会造成权臣的出现，对于大明和文官集团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张瑞图也从原本的中立派开始慢慢转向了保守派，甚至于开始同李标、钱龙锡等东林领袖交好了起来。
昨日朝会上的风波，不仅打击了想要奋起一搏的清流官员，同样也让张瑞图心情大为郁闷起来。
对于督抚防区的调整方案，他是持保留态度的。毕竟在防区的重新划分过程中，北方籍贯出身的督抚占据了一半以上，这无疑是一种人为打压南方官员的手段，毕竟南方出身的官员人数远超于北人。
而对于国务委员大会这个新设机构，张瑞图更是极力反对。这个黄立极提出还不到数日的想法，硬生生的在内阁强行通过，不但体现了黄立极这个首辅权力过大的隐患，还让张瑞图意识到，一旦国务委员大会成立之后，他这样的普通内阁阁臣说话，就更没有人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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