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局势的缓和，使得崇祯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把年初召入京城培训的流民首领和一部分刑部人员，安排到各省-主要是江南地区-担任县、府一级的警务人员，执掌当地刚刚建立起来的巡警部门。
崇祯的提议显然引起了内阁一部分成员的不安，在他们原本的认知中，这些流民首领被召入京城培训，应当是皇帝用来牵制陕西被招抚流民的一个策略。
失去了这些首领，那些被招抚的流民也就等于失去了领导他们的核心，不会再成为一个完整的团体，从而能够被朝廷更好的管制和安排。
正是基于这种蛇无头不行的思想，内阁才没有反对，皇帝以培训的名义命令陕西被招抚的流民首领入京。但是他们并没有想过，要真正的给予这些煽动流民反叛朝廷的流民首领一个官职，还是维护江南地区社会治安的巡警要职。
籍贯上海的徐光启和籍贯浙江的施鳯来就很担忧，这些曾经的流民军首领被任命为江南各地巡警官员时，他们究竟能不能维护当地的治安，又或是在当地掀起另一场叛乱。为了家乡的安定，他们首先委婉的提出了不同意见。
张瑞图的反对意见则更为坚决一些，余下的几人则默然不语，想要看看皇帝的态度再做出自己的决定。
朱由检显然早已做好了决定，他今天是来通知这些内阁阁臣的，而不是来说服他们的，他稍稍认真的对着众人说道：“朕以为，各位先生不必担心，他们到了地方上又恢复了流民首领的本性，在江南煽动百姓反抗朝廷。
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些人单枪匹马前往江南各县担任巡警官员，虽然看似可以互相勾连呼应，但是他们要面对的，却是陌生的百姓和想要排挤他们的同僚，那里能同在陕西时相比，借机聚拢起自己的羽翼呢？
他们在江南地区任职，依靠的是朝廷的任命，而不是乡民的支持。他们想要在当地站稳脚跟，就不得不依靠朝廷。比起那些把持地方的胥吏，他们难道不显得更为可靠一些么？
如果他们想要同当地的黑恶势力勾结，破坏我大明的律法，那么只需要几名巡警就能逮捕处置了。而这样的处置也不会违背朝廷同他们的约定，让朝廷失信于天下。
但如果是让他们返回陕西，或是内蒙、河套地区的流民拓殖点任职，固然可以减少各拓殖点的逃民事件，不过那些拓殖点今后还会听命于朝廷，成为我大明在塞外的立足点吗？
更何况，朝廷既然招抚了他们，自然不能就这么白白的养着他们。总是要让他们去做些事情的，这不仅可以减轻朝廷的负担，也能让这些流民首领安心，不会在忧惧之下铤而走险。”
对于崇祯的含糊说法，黄立极只是思考了一会，便出声支持了皇帝的决定。他给出的理由倒也不强，但是很合理。
他以为，既然当初已经宣告过，招这些流民首领入京培训，是为了安排他们就职做准备，那么现在培训已经基本完成，便应当履行承诺。否则，今后天下谁还敢相信朝廷的承诺呢？特别是在朝廷推行改革的时刻，更应当言出必行。
当首辅也站到了崇祯这边时，内阁会议基本上就不会再出现别的结论了。而对于黄立极来说，他站出来支持皇帝的主张，除了一半是维护朝廷的威信之外，另一半则是觉得，借这个机会往江南安插一些人手，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就如崇祯之前一直所说的，今日江南地区的治权，基本已经为当地的士绅所把持包揽。这些士绅一边操控士林舆论，一边同江南盛行的打行勾结，如宋江这般黑白通吃的地方土豪，在江南可谓比比皆是。
虽然江南是大明最为富庶的地方，但是在江南担任官职却不是什么好差事。因为当地的士绅太过强势，而胥吏、打行、士绅早就勾连成了一张巨大的网络。那些刚入仕途便选派到江南担任县官的进士，在这种关系网络的包裹下，往往就成了一座县衙中的泥菩萨。
偶尔有几个想改变格局的新县官，也常常在当地士绅的逼迫下退让或是调任。直面这些士绅的地方官员尚且如此，朝廷的政令在江南难以落实，自然也就成了常态。
各地新建的巡警局，比之从前的捕快衙役的权力可大多了。而且巡警局还有着较为明显的军队色彩，比起那些世代更替的捕快衙役，同当地的社会联系要简单的多。
作为主政朝廷的内阁首辅，利用巡警局争夺地方上的治安权力，这显然是黄立极不能拒绝的诱惑。因此在崇祯稍稍解释了下自己的主张之后，黄立极便选择了皇帝的立场。
虽然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这份主张，但还是有几位阁臣觉得事情还没有结束，任命各地巡警官员，还需要得到刑部的首肯。他们并不觉得，一向以刚直闻名的刑部尚书袁可立，会同意内阁的这份决议。
不过他们很快就失望了，内阁作出的决定传达到刑部之后，刑部尚书袁可立便通过了吏部对275名地方巡警官员的任命书，除了少数人被调换了任职地区外，袁可立没有否决任何一份关于流民首领的任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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